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谕中书省曰：“古昔帝王育人才，正风俗，莫先于学校。”“朕惟治国之要，教化为先，教化之要，学校为本”。由此，明代贵州官学兴起。明中后期，贵州私塾也兴起，成为贵州教育的重要部分。清代，贵州继续发展明代以来推行的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。随着封建教育制度在贵州民族地区的确立，儒学文化逐步为贵州各族人民所消化吸收，贵州的学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明清之际，贵州官学、私学蓬勃发展，从地方官员到士绅、百姓，无不大力兴办书院，鼓励文教。贵州人才蜂起，创造了“七百进士六千举人”“三鼎甲（两状元一探花）”的骄人成绩，被人誉为“俊杰之士，比于中州”。这与贵州的历史际遇、经济发展和日益重要的战略地域有关，而贵州书院的应运而生、蓬勃发展，更是推动贵州文教勃勃兴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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